历史会正确的记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同时往往会告诉人们一些经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字为主题词的“和文化”就是这样一份智慧宝典。
中国汉字文化中，“和”字古作“龢”，是一个形声会意字。右为声部，故龢字读若禾；左为形部，犹如人以嘴吹奏竹制的早期排箫，亦即三管“籥”的乐器。我国早在虞舜时期就已经有了籥，到了商周时期，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中，常用多管排箫与编钟、编磬一起来演奏雅乐，这无疑是十分惬意的和谐聚会。我们的先人就是用这种音色柔和的乐器创造了“龢”字，删繁就简后便是现行楷书“和”字。就是这个“和”字，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无比深厚之内涵。
中国古代伟大的先哲们，对“和”字的深刻内涵从多角度、多层：次做了精辟的论述，为“和文化”的形成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多有阐述：“万物负阴抱阳，沖气以为和”（载《德经》四十二章）。“大盈若盅，其用无穷”（载《德经》四十五章）。沖盅同义，虚也，盈之反也。由沖反向运动到盈的过程中，沖气便是运动的规律，亦即包容和形成万物的元气之和。万物之间对立统一，相应相生，只有世间万物相和才能生生不息。《中庸》是孔子之孙记录孔子儒学的重要著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载《中庸》第一章）《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儒学的又一重要著作。“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载《论语·学而》）。孟子亦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儒学、道学和佛学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支柱，佛学与中国的“和文化”融为一体。佛学提倡“六和”，即“见和同解，利和同均，戒和同修，意和同悦，语和无诤，身和同住”（按，戒为规矩、制度）。甚至中国传统的医学也讲究和，用以调节人体器官与功能的和谐，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由此足见，“和”不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人体各种脏器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和为美，把“和”作为价值观的最高准则。“和”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也是东方智慧最具标志性的理念。什么是和，先哲们认为，和就是对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不同政见持宽容的态度。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百家争鸣、共存共荣的局面，因此才有了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这就是能包容一切的君子之道。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还因为一个“和”字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诗经》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早在二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研究了音乐与治国的关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载《诗大序》）。然则，音乐的功能是：“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悦）远人，以作动物”（载《周礼·春官伯泰》）。民间传说中有“和合二仙”，以示祥和美好。此外，同时发出的声音配合协调称“和音”，同心协力称“和衷共济”，说话方式和缓曰“和风细雨”，说话毫不隐瞒曰“和盘托出”，恢复和睦关系曰“和好如初”，结束战争曰“媾和”，由此而举行的会议称“和会”，恢复和平关系的条约称“和约”。无庸置疑，人们彼此尊重，便能和睦相安；为人随和，说话温和，就能让对方感到和蔼可亲；有亲和力的人，便能和气致祥，和气发财。
“和文化”辐射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伦理学等许多方面，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乃至一个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格、修养和文明程度。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见《大学》）。这里，格、致、诚、正，讲的是内涵；修、齐、治、平，讲的是作用。如此八个条目，无一不涉及“和文化”。一个和字，能使人们生活得更为舒心，更为幸福，更有品位，人与人之间更加友好，人与自然之间更加协调。如果背道而驰，就会使国家衰亡，民族消失，团体肢解，人心堕落。可见，“和文化”作为社会主体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何等重要。倘若我们把“和文化”纳入德治的范畴，则在当今法制社会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世界要和平，不和则战；民族要和好，不和则斗；团体要和合，不和则分；经商要和气，不和则亏；家庭要和睦，不和则离；环境要和谐，不和则乱；出现各种矛盾要和解，不和则结怨，结怨的后果往往是两败俱伤。为此，先哲老子以为，要“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载《道经》第四章）。此为含蓄的意思，是谓不要锋芒太露，将光芒蓄存起来；如此，即使混同着一些垢尘，它们仍然是清澈的。“和光同尘”，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倘若“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载《德经》第七十九章）这两段文字很重要。老子认为，手中有权力的人要公允，要谨慎，而耀光行威，则必生大怨。人们心中的大怨既生，再想修善以和，怨终难消，怎么能够为善呢！古今中外，很多历史事件应了先哲的预言，教训十分惨痛。
漫长而悠久的中国历史上，不乏有一些亮丽的光华点。这些光华点用名垂千古的史绩，雄辩地向人们诉说着这样一个事实：什么时候当政者践行“和文化”，这个时期就国运昌盛、经济发展、社会祥和、百姓安定；反之则衰败、贫困、动乱，灾难相伴而生，直至灭亡。这是因为“和文化”已经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信仰，因此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由这种凝聚力而产生的战斗力、生产力也必然是强大的。以汉代为例，汉武帝刘彻初时的所作所为异常狂悖，使天下人愁苦不堪。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开始独尊“以仁政为”理念和儒术，颁布了“轮台诏”，把行政中心工作转移到和平生产上来，用“和文化”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自我修补了重大的政治缺误，发展了经济，拓展了疆域，发展了对外交往，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多见的澄净的天空”（见黎东方等《细说秦汉》）。
到了唐代，唐太宗采取“举贤共治”的统治格局，造就了历代各种大治中脍炙人口的“贞观之治”。我们只要看看他两篇有关求“和”的杰作，就可以知道这个朝代为何人才济济，会拥有一流的文官、武将团队，他为何会被西北、西南各族尊为“天可汗”（万国之王）。唐太宗的杰作之一是以和求人才。他最为信任的两位谏臣魏征、王珪，居然都来自他的敌对阵营李建成部。然而他以非凡的用人度量，对魏征、王珪不计前嫌，倍加信任，优厚相待，让他们敢于犯颜，知无不谏，谏无不尽。君臣之和，匡正了整个朝廷的风气，海内得安。杰作之二是将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的松赞干布，从而消弭了来自青藏高原的军事对抗。这个和亲故事成了民族和睦的佳话，载进史册。对于“和亲”之举，有史家认为“凡是使用和亲政策的时代，都是中国强大的时代，凡是拒绝和亲政策的时代，都是中国衰弱的时代”（见柏杨《中国人史纲》）。清代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按理是天下不会太平，事实上确实也有过明代遗民的反清活动，可偏偏就出现了康乾盛世。何也？这是因为康熙和乾隆这两位皇帝非常清楚，只有与汉民族保持和睦关系才能使国家安定，甚至在宫廷中悬挂“中正仁和”的匾额，明确表示以“和文化”作为治国之策。历史证明，凡是“和文化”遭到破坏，往往从统治集团的贪腐开始，造成人民不满，民族不和，国力衰微，动荡不安，最终以政权更迭而告终。清代的慈禧太后虽然信佛，但她并不懂佛学，也不爱听儒道学说，更不知道“和文化”的重要。清代晚期，闭关自守，积贫积弱，结果是招来八国联军入侵，一直打到北京，连抢带夺，又是割地，又是赔款，还把一个好端端的圆明园烧得只剩残砖断瓦，被掠走无数国宝。新中国成立后，执政者也多有践行“和文化”的成功范例。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使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中国，这些都当载入人类智慧的史册。
外国人懂不懂“和文化”不去评说，但是反其道而行的好“耀光行威”者，且屡见不鲜。二次世界大战自不必说，主要凶犯早已送上了断头台。当今世界也不太平，不少地区动荡不安，民生凋敝；恐怖组织此消彼长，无辜百姓伤亡惨重。要解决这深层次的问题，就要倡导和为贵，避免生大怨。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唐代时两国人民的交流便已十分频繁。这个以大和民族自诩的国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和文化”是非常熟悉的。然而，这个民族中有一些锋芒毕露的好战分子，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怎能忘记，华夏大地，惨遭蹂躏，浮尸遍野，血流成河。怎能忘记，南京30万同胞惨遭杀害，连孩子也不能幸免。近期，日本的执政党首究竟是狂妄还是健忘，又在觊觎中国领土钓鱼岛，你就不怕大怨复生？中国有句富有哲理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奉劝邻邦不要再搞军国主义，那是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中国绝不会去侵犯日本，更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因为中国决不会放弃对世人的承诺。然而，如果把13亿中国人逼出大怨来，其后果当不难想象。“和为贵”当为两国人民的共同福祉。
在上世纪80年代一次国际会议上，有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指出：“21世纪人类要生存发展，必须回到多年前的东方，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75位世界精英的话，当非凿空之说，而是在总结世界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之后，在人文领域研究中的重大成果。中国古代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先哲的智慧结晶便是：人与人如何保持和睦关系，人与自然如何保持和谐关系的“和文化”，亦即以“和文化”为核心的中庸之道。中庸不是平庸，也不是圆滑，而是中国古代哲人提出的最高行为准则。中庸的要义在于告诫世人，做事要公正、平和，不要偏激，不要走极端，不要自以为是。要以理服人，以礼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回旋余地。既然世间万物都对立统一而生生不息，因此人们的信仰、国家的制度虽有不同，也是可以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孔子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惟愿世界上少几个肆无忌惮的小人，多一些奉行中庸之道的君子。
……（本段文字中可能由于有“我dang”等“敏感词”，反复几次总保存不成功，因此不得不删除——小编注）。
本文伊始，首先介绍了“和”字的由来。鉴于吹奏排箫时其音色柔和，先人以这种乐器之形创制了“龢”字。好在排箫这一种乐器，经考古发现，南美洲、欧洲、非洲都有。古希腊神话中的牧神潘还经常表现为吹奏排萧的形象。这个“龢”字本身已具有世界性。因此“和文化”也应该是世界性的文化。我们应该坚信，“和文化”是人类生存发展、幸福和谐的真谛。凡是希望世界和平、和谐、和睦的人们，都应该领悟“和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作为处理国与国、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至高准则。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李铁华，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著名书法家、剧作家、古文字学家、棉笔书法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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