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未来

ThefutureofChristianityandChineseculture

石衡潭ShiHengtan

（原载《基督宗教研究》第21辑，有补充和修改。）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明末清初以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碰撞、沟通的历史，指出它对传统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了新兴的中国基督教文化，就是以利玛窦等传教士以及早期基督徒著作为代表的优秀中国基督教文化。这一切也被胡适等学者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是新观念与新材料的出现，今天中国同样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所以，我们有理由呼唤与促成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到来。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文化传教士著作中国基督教文化未来

作者简介：石衡潭，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著作有《论语遇上圣经》、《自由与创造：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导论》、《光影中的信望爱》等。

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历史中的相遇

一）明清之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

1、明清之际传教士学术著作

我们再来看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历史中的相遇。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当然是天主教。年，耶稣会士在澳门立足，年在那里建立了一所住院，不久，又建立了一所神学院。明末清初，基督教（广义的）进入中国的近年时间，是以和平的方式进入的，而且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不是像我们的印象中，基督教是借着坚船利炮进来的。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碰撞是和平的，不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一点摩擦都没有。但是它这种碰撞，结出了累累硕果。我们知道那个时代传教士也好中国的早期基督徒也好，都流下了非常丰富的著作。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有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约有部，梵蒂冈图书馆约有部，徐家汇藏书楼约有部，北堂藏书楼约有部。这些主要收藏机构共藏有部文献。著名的书目有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收多种）、钱存训的《近世印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收种）。这只是一种保守的估计，就是现在所查阅到的。

明清之际传教士写的著名著作有：利玛窦：《天主实义》、《交友论》、《畸人十篇》；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万物真原》；庞迪我：《七克》；白晋：《古今敬天鉴》、《易经大意》、《象形文字之智慧》；马若瑟：《儒教实义》、《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易经理解》（文稿）、《儒交信》（汉语小说）；利安当：《天儒印》；高一志：《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西学》、《譬学》；卫匡国：《逑友篇》。

这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著作，当然这里只能列举几篇有代表性的，实际上还很多。像被称为索隐派的白晋、马若瑟、傅圣泽，他们对中国的《易经》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康熙皇帝都把白晋、傅圣泽叫到皇宫中去研究，专门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很多的书籍资料让他们研究，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的赞赏。

2、明清之际传教士文学建树

传教士在文学上也很有建树。马若瑟写过汉语章回小说《儒交信》。这也是近些年才发现的，这是由原来在北大作客座教授的韩国学者郑安德教授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在这部小说《儒交信》里，儒，指的就是儒家；信，指的就是基督教，当然当时就是天主教。这部小说用中国的章回体形式写的，一共有6回。写得相当精彩，无论从语言，还是结构以及风格等各个方面，都简直让人看不出这是外国人写的，只是其中所传达的观念跟传统小说大不一样。

小说第二回，写举人李光受了当地富翁杨员外的挑拨后，要去找已经奉教的进士司马慎发难，问他为何背叛了孔子，信奉了天主教。司马慎苦口婆心给李光讲了一番道理：“凡奉天主教的，不但不背孔子，实是相助全守孔子的道理，不比前头恍惚了。”“若看得到极处，其与天教的心法，实不异也，任一样重，道一样远。凡为君子儒，知上帝有命，就致死不敢违；知人心可危，就奋勇以遏欲；知世福多病，就财逸不足恋其心；知正人多磨，就患难不足动其意。或称上帝，或呼天主，并是我们的父母，并是我们的大君。事君不以忠，算不得臣；事亲不以孝，算不得子。不臣不子，非忠非孝的人，分明背了孔子，万不可把他为儒。”司马慎还点出了全篇主旨：“耶稣不灭孔子，孔子倒成全于耶稣。”听了司马慎一席话，李光恍然大悟：“先生大教，真是度世金针。我李光浮沉半世，不事上帝，真孔子的大罪人也。”司马慎再次说明儒家与天主教的关系：“孔子道得好：‘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弟也对兄说，入天教室，必自儒门。”

小说第五回开篇词《蝶恋花》下阙是这样的：“胸中恼恨当初气，只道儒宗为极至，细审天人，始晓多遗弃。儒信相交必大备，死生方了真关系。”这阙词讲了儒家与天主教的相通，也指出了儒家的缺陷：对生死关系等等还没有讲到和讲透。这一回中还讨论了谁是圣人的问题。李光因妻子也愿意信教，心情舒畅，说：“《中庸》说：‘惟圣人为能化’，我如今才懂得了。耶稣全化了我的心，可见耶稣就是中庸所俟的圣人了。”这一回回末还有一段司马慎与李光的对话。司马慎问李光：“如今李兄还是儒还是信？”李光说：“儒也是，信也是。儒未信无用，儒交信才实。需望圣人方儒，从圣人言为信。然小弟所谓圣人者，惟天主耶稣为能居之。我信耶稣，我要耶稣。”李光的这段话，就是对儒家和基督教关系的一个最好的说明，他不是说我或者是儒或者是信，而说我也是儒，我也是信，就是说我既是儒家又是天主教徒。他说儒家没有信的话，没有基督教信仰的话，就没有最真正的、最终的用处；那么，儒家如果跟信仰或者说儒家跟基督教有关系的话，才真正地落到了实处。他希望这些大儒都能够来信，然后他说真正的圣人、唯一的圣人就是耶稣基督。

作者还借李光妻妹陈娘子之口说：“儒教的说原好，只是还不全。儒教的经引我们学圣人，然儒教的人不晓得这圣人是谁。不知道这个圣人来，未曾来。孔子待这个圣人，所以说不得孔子就是他。”“要真全的，只有我天主圣教，所以又能灭佛，又能补儒。天主圣教以耶稣为宗；耶稣不是单单一个人，如释迦，如老君，如孔子一般。耶稣又是圣人，又是天主。因为是个人，故能受难；因为是天主，故能以其苦难救赎天下万民，所以耶稣是天下万民的真主。”在第五回回末又说：“这正是：迷时无悟悟无迷，究竟迷时即悟时。此际将迷城悟境，儒交信也不差池。”总之，整部小说都是围绕着儒学与天主教教义并不矛盾，信儒学与信教是可以互相交融而且天主教可成全儒家这一主题展开。

这样讲在先秦的中国文化背景中是完全可以的。孔子在生前并没有称自己为圣人，当弟子问他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7：34）孔子反对别人把自己称为圣人。所以我们今天把孔子称为圣人或者把他偶像化，对他加以顶顶膜拜，这并不符合孔子本人的意思。那么，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谁呢？《列子·仲尼》中记载了孔子的回答：“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三皇圣者欤？’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商太宰嘿然心计曰：‘孔丘欺我哉！’”孔子明确说，圣人在西方，这很有可能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而商太宰的态度则代表许多不信的中国人，他们听到孔子说出了令人惊异的真理时，却以为是他在欺哄自己，不愿意相信，而轻率地拒绝了。

3、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徒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

在这一时期，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徒写的作品也很多，像徐光启的《辟妄》、《辨学章疏》，杨廷筠的《代疑篇》、《代疑续篇》，韩霖的《铎书》，王徵的《畏天爱人极论》、《仁会约》、《崇一堂日记随笔》，张星曜的《天儒同异考》，严谟的《天帝考》等。

吴历神父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也是中国艺术史上重要的一位画家。他有诗集《三巴集》，三巴就是今天澳门天主教堂所在地。他还写过《天乐正音谱》，这可能是当时唯一昆曲形式的圣歌集。下面是其中一首套曲。

《致谢天主钧天乐》（正宫调）：

（北黄钟醉花阴）吾主全能遍天壤，诚赫赫今来古往。虽一体圣三皇，于穆无疆，其位尊无两。我怀爱德，藉恩光，荡荡难名惟叩颡。

（喜迁莺）自汉季圣子来降，教吾人向化明良，恩广，托圣母童贞产马房，若瑟同来献主堂，祝赞有默西盎，道能救灵魂沦丧，扫魔鬼猖狂。

（出队子）圣宠的先知若翰，比耶稣年略长，你道他先来开导在何方？领洗河名若尔当。把昔日径路崎岖成夷坦。恋烟云瞥眼炎凉，喜喜喜指明了教中超性朗，我我我爱天国安熙攘，他他他怎知道世福不能长。休错认沸海康庄。

（本宫尾）少不得审判将来罚与赏，论中都非比遐荒，为甚么不知天的世人拜魍魉？

这首套曲写得相当精美，把基督教信仰的主要的内容、核心的内容，用散曲的形式非常完美的表现出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跟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高雅文化的一种结合，这些传教士和中国的一些早期基督徒，他们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融汇有极大贡献。

他还有一首诗也写得非常精彩。“幻世光阴多少年，功名富贵尽云烟，若非死后权衡在，取义存仁枉圣贤。”

4、明清之际传教士与中国天主教徒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基本观点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们有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明末来华传教士利玛窦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徒朱宗元说：“天主者何？上帝也。中华谓之上帝，西土谓之天主。上天自有一主宰，岂待辨而始明哉？是以中华先哲，虽未亲闻造物之传，然莫不以敬事天主为学……后儒罔晰丕愿，唯认天以苍苍者，是繆矣。”“帝不可二，则郊社专言帝者，非省文也。夫上帝者天之主也，为天之主，则亦为地之主。郊社虽异礼，而统曰事上帝云尔。”清代福建天主教徒严谟也说：“敝中邦古书，惟《五经》《四子（书）》其说可凭。……以今考之，古中之上帝，即大西之称天主也。……至三位一体，则万万不可及。”严谟说得比较客观与准确，说中国古书的上帝就是西方传教士他们所说的天主，只是中国古人对三位一体还根本不知道。

5、传教士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

我们再看看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来描述自己的生活的：罗明坚是最早来中国的传教士之一，他比利玛窦来得还早，只是他后来在年因故返回欧洲，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再回来。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就一直没有回去，所以利玛窦的成绩、影响要比罗明坚大

罗明坚学贯中西，与士大夫交往频繁，他与利玛窦共同编写过《葡华词典》，他还写了不少汉文诗，现存有52首，试引几首：

《回广邀友话情》

去年小弟别离兄，兄在广城弟去京。

今日弟回思别久，请兄舟内话离情。

《游到杭州府》

不惮驰驱万里程，云游浙省到杭城。

携经万卷为何事？只为传扬天主名。

《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首》（第一）

僧从西竺来天竺，不惮驰驱三载劳。

时把圣贤书读罢，又将圣教度凡曹。

诗中说他从西方来到中国，路上就走了3年。他经常读中国古圣先贤的书，读完后，又用基督教的真理来拯救这些老百姓。还有一首：

朝读四书暮诗篇，优游哪觉风时迁；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首诗是对程颢《春日偶成》仿写。罗明坚说自己早上读的是中国的四书，晚上读的是圣经的诗篇，但他没觉得有什么矛盾，也没觉得有什么隔阂，反而悠哉游哉，风俗和时间的变化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就像一个少年人那样非常地喜欢，非常地喜乐。这是他们的自我感觉，没有发现在儒家和天主教之间、信仰与文化之间有什么矛盾。

6、中国儒家士大夫如何评价传教士？

李日华(~)，字实甫，江苏吴县人。明代文学家、思想家、画家。主要作品《南西厢记》。擅画山水，墨竹，用笔金贵，格调高雅。有赠利玛窦诗：

云海荡朝日，乘流信彩霞。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

方以智(-)，安徽桐城人，字密之。著名哲学家、科学家。被称为“接武东林，主盟复社”的著名明季四公子之一。他写给传教士毕今梁的诗：

先生何处至，长楫若神仙。言语能通俗，衣冠更异禅。不知几万里，尝说数千年。我厌南方苦，相从好问天。

这里讲到毕今梁个子非常高，学问非常渊博，他的语言能力也很强，中国的一些俗话俚语他都能懂。在温州传教最有成效的是基督新教传教士苏慧廉，他把圣经翻译成了温州话，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尤侗(年-年)，字展成，苏州府长洲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戏曲家，曾被顺治誉为“真才子”，康熙誉为“老名士”。尤侗天才富赡，诗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著述颇丰，有《西堂全集》》。写有《欧罗巴》竹枝词：

三学相传有四科，历家今号小羲和。音声万变都成字，试作耶稣十字歌。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

这是对当时景象的一个描述。利玛窦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还有很多人中国人在他的墓前，用酒来浇奠，来纪念他。从这首诗也可以看到这些传教士们对中国人的影响。

7、传教士对康熙皇帝的影响

当然不只是当时的中国官员，还有一些老百姓他们也信天主教，甚至皇帝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康熙皇帝差一点就信了，当然有很多的原因阻止了他。康熙皇帝写过《十字架赞》：

功成十架血半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惨恸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可以说他这首诗把耶稣上十字架的过程写得比较完整，说明他对基督教有基本的了解。他还写过一首律诗，是写给北京宣武门堂的：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

这里讲到了神的自由永有，神的永恒永在，也讲到了神的三位一体，还讲到真正的儒家是崇拜真神的，是崇拜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康熙还写过《生命之宝》一诗，最后一句是：“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神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明分得永生！”

这最后一句用现在基督徒的术语来说，是康熙皇帝的决志祷告。有的人说他信了，有的人说他没有信，应该说，他最后还是没有信，当然这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天主教会内部的矛盾。

8、传教士思想学说对中国学术的影响

可以说，明清之际，天主教带过来的这些思想学说，催生了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这个说法，比较早提出的是胡适。“胡适自年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撰写《中国之文艺复兴》的专论起,到年发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止,曾多次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题演讲。年胡适去伦敦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在《皇家国际学会杂志》上发表《文艺复兴中之中国》一文。回国途经日本,又于年5月在泛太平洋俱乐部发表《中国之文艺复兴》的讲演。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作了六讲《当今中国文化之趋势》,后结集出版,书名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由芝加哥大学出版。”

传教士思想学说对中国学术有很大的影响。

年，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一文中指出：“至若江永、戴震之徒，则非但涉猎其历数之学，且研究其心性，而于彼教中之大义真理，默契冥会，时窃取之，以张汉学之炽，而与宋儒敌，今其所著之书可按也。”并在这段文字后附注说：“如《孟子字义疏证》中，时有天主教之言。”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明清西学”与“晋唐佛学”相提并论，对其影响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又说：“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

当代学者李天纲认为，“《疏证》和《实义》站在同一个反佛道、批宋儒的立场上”。金文兵也指出：“戴震性论与利玛窦性论在内容上若合符节，则其哲学思想受明末所传西方伦理学之影响当不难判别。其中尤以戴震接受利玛窦的‘人性’定义最为明显。唯其如此，戴震的性论方能讲通而又不落入‘性恶’结论。……戴震所谓‘心知为性’实有取于利玛窦‘人性’定义，复又对后来之学者影响尤著。”

胡适在辅仁大学演讲《中国考据学的来历》时对利玛窦学术影响做了如此评价：“中国大考据家祖师顾亭林（即顾炎武）之考证古音著作有《音韵五书》，阎若璩之考证古文尚书，著有《古文尚书疏证》，此种学问方法，全系受利玛窦来华影响。”

9、传教士思想学说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传教士思想学说对中国文学也有影响，包括在曹雪芹《红楼梦》中也可以看到传教士影响的痕迹。

曹雪芹他们家祖上是江宁织造，这个职位是要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他们家跟外国人有不少的来往，据最新研究，曹雪芹小的时候就经常静心听他父亲跟外国人聊天说话。在《红楼梦》里面有一种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其实他里面写的这个佛也好，道也好，或者说里面讲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也好，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典型的和尚，或者一个典型的道士，在他们身上实际上寄托了对一个理想世界的追求。

小说最后，贾宝玉随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远走，复归于青埂峰下。这也表明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对另一种境界的追求。他们三人一边走，其中一人还唱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这一首歌与第一回中的诗正好互相呼应：“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生前身后事，倩谁记取作奇传。”曹雪芹认为这个世界是短暂的，虚幻的，荒诞的，而另一个世界才是真实的、永恒的。这个世界只是那个世界的投影，或者说这个世界的一切是由那个世界决定的。正所谓“天外书传天外事，两番人作一番人。”其实这跟基督教的理念是非常相近的，基督教讲信徒生在这个尘世，又不属于这个尘世；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属于天国。就像曹雪芹所说的一样，“天外书传天外事，两番人作一番人。”他也是属于两个不同王国的人，只是他目前在这个王国生活。

林黛玉在《葬花词》中也化用了天使意象：“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表达了对理想世界的向往。第五回《红楼梦曲·虚花悟》从用词到思想都与基督教有更深关联。“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捱过？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西方宝树”应即《创世记》中的生命树，“长生果”也即生命树上的果子。《启示录》中也提到过：“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示录》2：7）“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示录》22：2）

年正好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汤显祖逝世的四百周年，莎士比亚也是同一年年去世的。所以，今年有不少文章对他们表示纪念。汤显祖在澳门、肇庆和韶州等地见过利玛窦，其思想解放与这次会面有关。

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年（）春天路过肇庆时写了七绝《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

画屏天主绦纱笼，碧眼愁胡译字通。正似瑞龙看甲错，香膏原在木心中。

二子西来迹已奇，黄金作使更何疑。自言天竺原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

此处“二子”指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和特·彼得利斯（FrancescodePetris，华名石方西）。

汤显祖还写过一首《香岙逢贾胡》：

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

香岳即澳门。贾胡指的是葡萄牙、西班牙人。

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作于万历二十六年（），在他广东之行后的第六年。戏曲明显地带有他在肇庆、澳门会见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及外商的印象。《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谒遇》中有多处为佐证。曲中“香山岙里巴”指的是澳门耶稣会圣保罗教堂（SanPao1o），中译三巴寺。吴历《澳中杂咏》三十首，题名《三巴集》。第一首自注：“三巴即耶稣会之堂名”。“番鬼”正是本地人对洋商的带有排外倾向的称呼。

关于明清之际中国文艺复兴，海外汉学家也有这样的说法。法国学者戴密微认为明清之际开始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有些类似于西方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教神学与天主教神学之争，他说：“这种反对宋代正统思想的反应有时表现为一种改革现象，有时又呈现出一种文艺复兴的表象——假如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欧洲术语以指中国现象的话。”“可以认为清代的考据学确实以耶稣会教士们为媒介，从而受到了我们欧洲文艺复兴和改革的真正影响。”

二）晚清与民国时期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

1、晚清与民国时期基督教著作概观

十九世纪基督教的入华主要是以基督新教为主力。晚清基督新教汉语文献。就现存的基本早期目录来看，至19世纪70年代，出版物数量已经达到千余种，仅1年费城世博会就达多种。至清末，随着新教的传播，文献种类、出版机构大增，仅广学会在20世纪初的书目就近千种。民国基督新教汉语文献更多。在-年间，基督教出版机构约出版图书种，小册子约种，合计种左右。在-年间基督教共创办中文报刊种。

清代和民国时期传教士重要著作有：丁韪良《天道溯原》、《汉学菁华》，李提摩太《时世评论》、《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花之安《自西徂东》、《经学不厌精》、林乐知《中东战事本末》、卫三畏《中国总论》等。

著名文学作品有米怜（WilliamMilne,-）的《张远两友相论》，这是一部章回体小说，写得非常精彩。在年中国百周年传教大会会前的一次关于最受中国人欢迎作品的调查中，《张远两友相论》名列第二，仅次于《天道溯原》。与马若瑟的《儒交信》一样，小说中通过远与张二位一问一答的形式指出儒家与基督教道理是相通的，只是儒家尚未讲通讲透。“以教而言之，则圣贤所教人之道理都尽在五常、五伦，故虽是好，而亦不足为世人之教。盖还有多端重理，伊未讲得到；而耶稣所教皆齐备，一端亦不缺也。人盖行向天主、向自己、向世人、向亲友、向仇敌、向尊上、又向贫贱，都讲得到；又不止教修身、齐家、治国之理，乃又教去罪、救灵，而得永福之理也。圣贤所教之道，大概属今世眼前之事，未讲死后之事。像赎罪之理，复活之理，审世之理，永福、永祸之理，皆未曾讲之，故似不足也。且圣贤所教之真理，耶稣亦教之，而伊等未讲得到之各件，其亦尽讲之也。”

其他著名小说有理雅各的《亚伯拉罕纪略》、宾为霖的《正道启蒙》、郭实猎的《赎罪之道传》、《常活之道传》、《小信小福》、白汉理的《亨利实录》等，中国基督徒著名小说有李景山的《道德除害传》、宋永泉的《启蒙志要》等。郭实猎的诸多小说，在思想进路上与马若瑟、米怜都是一致的。如在《常活之道传》中，借医生之口说：“若论耶稣之教道，则与人道终不相同。原来世人所教之道，大约属今世眼前之事务，未讲天堂死后之道理。惟耶稣教上帝仁德之法律，赎罪之理，复活之理，审断之理，永福永祸之理，都为天之教。”这些小说通常都按照中国章回小说形式来撰写，不仅分章回，还有题诗，以概括本回主要内容。如宾为霖的《正道启蒙》第十三课《牧人寻主论》末尾歌曰：“山野牧人夜看羊，空中忽见大辉光；下来天使报佳音，基督降生大辟乡。又听天使众讴歌，赞美称扬帝德多；差遣圣儿来救世，万民倚赖沐恩波。”描摹生动，寓意深远。又如郭实猎《常活之道传》第四回《论从苦难大欢喜》回首诗曰：“人既犯罪死当然，死落地狱难上天；上主怜爱施恩宠，不惜爱儿代赎愆。”寥寥数语，讲明白了救恩道理。

2、晚清与民国时期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基本观点

那个时代新教的传教士继承了天主教传教士的做法，提出了“耶稣加孔子”口号，就是认为耶稣跟孔子没什么矛盾，基督教要与中国文化相融汇。主要人物有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李提摩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卫礼贤、安保罗，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林乐知、丁韪良、李佳白等。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自西徂东》一书中以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对中西伦理进行对比分析。花之安的《经学不厌精》（年）对中国传统经学做了详细的考证梳理与分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经学史巨著，比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还早。此书是基督教经典与儒学经典在各个领域中全面展开的交流，也是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整体挖掘与清理。花之安在《性海渊源》自序中说：“只以中外经籍不同，语言各异，思欲以助人，必就人之能通我意者以引诱之，而后可故传福音于中国。必摭采中国圣贤之籍以引喻而申说，曲证而旁通。”

安保罗写了《孔子基督为友论》，其中说：“近世西国名士雷格氏（理雅各）终身详究孔子之书，其曰：‘余愈察孔子之言行心志愈敬仰其为人，大哉孔子参德造化学贯古今，圣训传统虽我是基督教友莫不礼其书为紧要之课程。’此是英国博士论孔子之诚意。且余德国教士想假若孔子基督同生于今世，余知二人必多友爱，不为仇敌。一似施洗之约翰，自称为基督之友，曰：‘新郎之友立而听新郎者，因新郎声而喜甚。今我之喜满矣，彼必兴我必衰。’（约3）摩西者于以色列国为基督做先导。我等亦可言孔子，以其道德仁义之端于中华大国为基督做先导。盖惟素有教化修德之国，斯能真识基督之宗旨焉。”

年，他还将《四书》翻译成白话文，这就是《四书本义官话》。在书中，他平心比较基督教并儒教的道，希望一切读儒教经典的人，真正喜欢孔子孟子的善道，也要从孔子孟子那里认识耶稣。“予特意撰这本书，欲立证据基督教不轻看中国古时之善道，乃是保守其道。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不来了到世上为废弃，乃是为成全。”

“五四”时期，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发出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呼吁，要求摆脱基督教在思想和实践中的西方色彩，让基督教神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会通，以让基督教进入更广阔中国社会，影响更多的民众。这一时期及随后，一批著名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和学者涌现出来，如张亦镜、吴雷川、赵紫宸、诚静怡、刘廷芳、王治心、范皕海、徐宝谦等。中国神学家写的重要著作有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赵紫宸《学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等。

民国时候的天主教徒也有很丰硕的成果。吴经熊，天主教徒，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至年间,吴经熊专心用古诗词(三言体、四言诗体、楚辞体、五言古体、七言古体、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翻译了《圣咏集》,用较文言的语言翻译了《新经全集》(新约全书)。《圣咏》（《诗篇》）第一首《君子与小人》第一节：“长乐唯君子，为善百祥集。不偕无道行，耻与群小立。”读起来就像一首中国的古诗，但它表达的是圣经的内容。基督徒是很熟悉《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其他天主教学者如陈垣、方豪、徐宗泽、罗光等人的著述亦盛丰，不一一列举。

三）、传教士与早期中国基督徒著作属不属于中国文化？

上面，列举了这么多传教士的著作，包括一些早期中国基督徒的著作，那么，这些作品是不是中国文化呢？属不属于中国文化呢？我觉得应该属于。

1、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比他们在所出生国生活的时间还长，甚至不少死在中国葬在中国，如天主教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如此，新教的戴德生等人也是这样。那时候没有国籍制度，但根据他们居住在中国的年限和对中国的贡献，应该说他们已经是中国公民了。明清之际的传教士都向朝廷称臣，皇帝对他们也非常器重，不少人是生活在康熙皇帝宫廷之中，是皇帝的内臣。

2、他们用汉语写作，其著作在中国出版，其主要读者是中国人，也讨论中国问题。他们的这些著作在当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后来被朝廷禁止、收缴。后来清朝编《四库全书》，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文献，另一方面把不符合朝廷旨意的一些书籍、著作烧毁了。当然，有相当一批文献被传教士们带回去了，现在收藏在海外的一些图书馆和档案馆。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保留一些，但是更多的是在海外，但它们并不能为所在国普通人所阅读和欣赏，所在国也没有将之当作本国文化。

3、再说，根据今天的惯例也是如此。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原来是中国人，但他后来入了法国籍，他也是用法语来进行创作的。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了法国文学的一部分，不能完全算为中国文学。至少应该各占一半吧！若他在法国，可仍然坚持用中文写作，也是面对中国读者来写。那他的作品才更可能算为中国文学。

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作家小泉八云(KozumiYakumo-)。他年生于英国伦敦，是旅居日本的英国人，原名是LafcadioHearn。到了日本，与岛根县松江中学的英语教师小泉节子结婚，后来才成为日本人，在东京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他的《陌生日本的一瞥》，《来自东方》和《心》等作品颇负盛名，他被当作日本作家，甚至被奉为现代日本怪谈文学的鼻祖。

4、又如佛教本源自印度，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佛教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并对东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产生了中国式佛教禅宗，而且出现了不少经典，如《六祖坛经》、《指月录》、《永嘉证道歌》、《无门关》、《宗镜录》等。到现在，几乎没有人把佛教当做外来宗教，大部分人都将之视为中国文化。

那么我们对照来看，这么多传教士，他们为了中国活在中国死在中国，为什么不能称为中国作家呢？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的作品当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呢？更不要说那些早期中国基督徒的作品了。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不只有先秦诸子、唐诗宋词元曲、宋明理学，儒家也不只是朱熹、王阳明这些人，还应该包括这些传教士、早期基督徒儒者。我认为他们作品也是中国文化、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说，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作品，没有被广泛传播与阅读，没有受到应有的肯定与重视，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继承这个文化传统？为什么要忽略这个传统？

9年，张西平教授在一篇文章的末尾就提出：“正像韩南在评价19世纪基督新教的传教士的小说时所讲的，在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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