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29日，由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新书发布暨非遗保护研讨会在京举办。由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报告》在总结了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着重分析了我国非遗保护呈现出的新趋势和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其三，如何在实践中真正克服“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传承”“重技术轻文化”“重形式轻内容”的顽疾，依然是非遗保护实践面临的主要障碍。

其四，在非遗研究上，如何既能摆脱本本主义，又能避免拘泥于经验主义，能从实践中概括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价值的非遗理论，是目前非遗研究最大的挑战。

其五，非遗保护的规范化工作发展仍然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细则仍未出台，非遗行政法实施缺乏操作性。非遗保护的知识产权建设，仍然处于讨论阶段，未获得实质性进展。

其六，非遗保护技术提升仍待加强，非遗生产的低水平、低效率、低附加值现象依然存在，科技手段介入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力度有待加强。

民间文学：法律保护仍存在缺失

截至年年末，国务院共公布了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民间文学类项目为项，占总数的11.3%，在非遗10大门类中排第5位。文化部共认定了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民间文学类共计77人，占总数的3.88%。

民间文学还面临着继承人高龄化和法律保护缺失等问题，年6月，上海东方卫视播出了一则演员贾玲编创的小品《木兰从军》，节目播出后，有人指责贾玲“颠覆”、“篡改”花木兰形象，破坏中国民间文学。这起“恶搞花木兰”事件不仅是一个改编民间文学的典型案例，而且是近年来对民间文学经典改编的缩影，由此凸显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缺失问题。

传统曲艺：40余项曲艺类非遗代表项目无国家级传承人

截至年，在国务院公布的个代表性非遗项目中，曲艺有项，在名传承人中，曲艺类传承人有人，仍有40余项曲艺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没有国家级继承人，显示出了曲中传承的不均衡(如苏州评弹现有国家级传承人5人)和保护传承人的紧迫性。

年，包括河南坠子国家级传承人刘宗琴、相声国家级传承人常宝霆等20人曲艺类项目国家级传承人离世，更是给非遗传承带来了巨大损失。

传统音乐：从“申遗热”到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

年，北京、上海、山西、山东等8个省市公布了新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传统音乐新增项目共计28项，包含民间音乐23项(民歌类12项，民间乐器类10项，说唱音乐1项)，宗教音乐3项和人文音乐3项，表明民间音乐仍是传统音乐类名录建设的主体。

传统音乐的保护中，“申遗热”推动了传统音乐迎来了新的光景，在年，有5个传统音乐项目类型同时被选为“世遗”；在前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音乐分别入选72项和67项，位居前十大门列前列。如今传统音乐更是从“申遗热”走向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年，传统音乐诸多新增赛事尤其是原生态赛事的生动尝试，网络歌坛的迅速发展，以名歌体验、观看民歌实景演出及近几年堪称热潮的民歌民乐进校园等，都显示出传统音乐在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更加欣欣向荣。

传统技艺：上海、陕西贡献较大

年，我国传统技艺类非遗保护工作延续了以往良好的势头。名录建设方面，在历年公布的各级非遗名单中，传统技艺都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重。年各省公布了新的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中传统技艺类非遗共项，约占总数的34%。年新增传统技艺项目中，上海和陕西分别贡献了16%和22%的比重，领先于其它各省。

各项传统技艺中，有一部分适合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如酿酒类、制瓷类非遗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回避的是，一部分传统技艺因创新设计不足，难以跟上市场的步伐。

传统医药：远远低于其它类别的非遗项目

随着屠呦呦获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年中国传统医药立法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中国传统医药逐渐被世界所认知。年北京、安徽等地区公布了省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名单，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达到了43人。

尽管传统医药发展势头迅速，但传统医药类项目的新增代表项目和扩展项目均数目甚少。年，在国务院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医药项目非遗合计仅有23项，占总数的1.68%，扩展名录中收录的传统医药非遗项目也仅有22项，占总数的15%。名录中收录的传统医药非遗单项项目远低于其它类别的非遗项目。

宣传仍是非遗保护的核心

报告指出，年是中国新旧五年规划交替时期，也是国家社会发展政策出台的密集期。在这一新语境、新背景下，中国非遗保护政策保护工作也迈上了新台阶，但是上述涉及的非遗保护面临着继承人少、项目失传、法律层面保护缺失、缺乏创新等难题依然是阻碍中国非遗传承的一重重大山，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报告提出了以下对策。

一、“宣传”仍是未来一段时期内非遗保护工作的核心与重心。非遗宣传要做到“入于眼，进于心，践于行”，一方面要宣传国际公约精神和国家非遗政策，让民众理解非遗保护宗旨、目的和价值；另一方面要创新宣传方式，除了论文、书籍、报纸、电视、电影、现场展示等外、还要充分利云互联网、手机应用的程序、现场体验等方式来宣传非遗。

二、理论研究要加强，非遗保护规范化工作也要加强。要对中国特色的理论加以总结，要处理好多样性文化与操作性标准之间的关系，使非遗保护科学化，规范化。

三、非遗保护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要加强，提高非遗保护和生产的效能。

四、协调非遗保护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支持关系，要从输血和造血，从政府包办到民间自觉转化。

内容整理自新民晚报、文化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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