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樊志民，陕西洛川人，博士生导师，知名农史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人文社会发展学院二级教授。樊志民教授三十余载致力于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他在农史学界率先倡行地域与断代史研究，并以西北与秦汉农业史确立其特色领域与学术地位，在中华饮食文化、农业开发与环境史、农业文化交流史方面皆有独特见解与深入研究。为弘扬他的科学精神、感悟他的科学情怀，特刊出樊志民教授的主题文章，同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西农精神，为推进我校“双一流”建设贡献人文智慧。

应该承认历史时期不同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差异的，揆诸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游牧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社会发展阶段比较落后。他们即使进人华夏农区，“终非能居之”，他们是以“取周赂”为目的，乘战乱之机，对富庶的中原农区进行掠夺、骚扰，其破坏性是比较严重的。

其二，是长期散居中原周围地区，并以其所居地区命名的诸少数民族，如先秦时期的邽戎、冀戎、义渠戎、原戎等。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因地殊号”，有着比较固定的活动地域。他们所居地区因和中原农区距离远近不同而显示出一定差异，但大多宜农或农牧兼营。从地形条件看，这一带属于黄土高原的川原沟壑区。零碎切割的地貌特征，不具备大规模游牧迁徙的生产条件。他们“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莫能相一”，形成了比较封闭的农牧自足性社会。由于长期处于中原农区周边，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有机会接触较高的社会经济文明，且不时有中原人民逃入这些地区，融入戎狄部落，给他们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这些戎族往往有城郭居室，相对定居的生活有利于经济之发展、文化之积累。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由于在生产条件上处于劣区，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与宗周地区存在差距。他们觊觎中原地区良好的生产条件，进入中原之目的是占有其土地和人民。他们入主中原以后用既有的生产方式经营农业，会对既有生产进程带来其些逆转，但是由于并不具备严格的农牧对立含义，其破坏烈度相应也会小一些。

其三，是一些少数民族方国久居中原，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保持了与华夏族大致同步的社会发展水平。如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今陕西临潼）骊戎，他们早就在殷周之际培育出了“駮身朱鬣，目若黄金”的文马。所居与镐京近在咫尺丰戎，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活动在今三原、兴平、长安之间亳戎，他们以汤、亳自号，有人或以为殷商子孙融入戎族者。西申国传为伯夷之后，《诗·崧高》载“申伯信迈，王饯于眉”。申伯作为“王之元舅”被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另留在关中的一部分称之为西申。西周末年申侯是太子宜臼的坚强后盾，反对幽王废嫡立庶，俨然为周礼制之维护者。彭戏戎、大荔戎，地处河、渭、洛水三角地带。由其筑城称王推测，文明程度甚高。以后的姜戎、阴戎、伊洛之戎、陆浑之戎、九州之戎等都是瓜戎迁徙后分支。他们自称为“不侵不叛之臣”，农业民族色彩浓厚，已丧失了游牧民族的骤悍、善战之勇。

对以上三类族群，中原王朝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式。对第一类戎族，采取攻、逐、伐等比较激烈的斗争方式，使这部分力量很快就撤出农区；

对周边诸戎，采取占有其地，保留其部族首领，利用其原有统治机构与方式，迫使其承认与秦之从属关系。以戎治戎，用比较平和的办法缓解了华戎对立，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经济发展。

对久居内地的民族方国，则存其国并与之通婚同化其民。这些方国虽仍称之为戎狄，但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周、秦并无多大差异。至战国时代，诸戎狄方国名称皆已成为历史陈迹，已是华戎莫辨了。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原诸侯藉“尊王攘夷”以扩充势力范围，驱逐蛮夷戎狄。原来在中原地区从事农牧生产的各“部族”间的“共生共存”关系遭到破坏，并由此拉开了农牧地域分异的序幕。农牧地域的逐渐分异，导致了比较明显的农牧对立的状况，中国的民族关系为之一变。战国秦汉时，以“龙门-碣石”为界形成了农牧的对立关系。由民族矛盾而引起的对抗和战争，成为北方民族关系的主导因素。从农业史的角度来看，北方历史上的所谓民族矛盾、冲突与融合，基本都是由农牧关系所引起与形成的。

大致以毫米等降雨线为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基本农牧格局，这是人类自然适应和选择的结果，但是它通常更多地表现为民族关系。毫米等降雨线以北多为干燥的高原荒漠地区，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带，其核心地区是蒙古高原至中亚一带。毫米等降雨线以南多为湿润的平原森林地带，宜于农耕，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农耕中心。自然条件的差异，以长城为标志形成以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两个区域长期的双轨发展，同时又以各种冲突与交流构成近代以前整个世界历史的基本内容。中国的版图兼有南北农牧两大区域，也注定有相同的发展路线，由周秦到明清，长城内外的对峙，农牧民族的分合，正是人类历史上农牧世界二元一体化的历史缩影。自战国秦汉始，视农牧族群与政治力量之强弱，其势力范围以长城为界而北移或南推。

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基本上是南移和西迁为主。有学者认为形成这样的迁移方向，主要是由于中国游牧民族居住在蒙古高原及其东部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带，由此向北是贫瘠的高寒地带，向东过兴安岭是太平洋，只有向南和向西才有迁移的余地。南移与西迁主要分为扩展与归附两种类型，扩展型即游牧民族强盛并建立政权后，以军事侵略为先导，向中原地区大规模南移，所谓“南面而王天下”者是也。归附型南移即游牧帝国衰弱时向中原王朝投附，或被中原王朝分化招纳而引发人口南移。扩展型南移是历代游牧人口南移的主要形式，归附型南移往往只是扩展型南移的补充形式[余同元《论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二元一体化发展》，烟台大学学报（3）：71-77；]。扩展型南移虽然来势汹涌，但是它带来的往往是少数民族的农业化；归附型南移相对比较平和，这部分人由“款塞内附”逐渐演变成为农牧交错地带的主要经营者。

历代游牧人口之所以不断地南移，除了地理因素以外或与气候生态环境的剧烈变迁有关。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变迁，起码应是造成民族矛盾冲突的重要诱因之一。在气候生态环境正常平稳的境况下，农牧民族各得其所，相安无事。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频繁的迁徙使他们无若干积储以备灾荒。每当遭遇极寒与极旱气候威胁人畜生存安全时，必定导致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南迁。在冷兵器时代，少数民族所拥有的车骑弓剑，使得他们对农耕民族常处于战而胜的优势地位。除此以外，中原社会、经济、文化的较高与较快发展也是吸引少数民族南移的向心力之一。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试图进入或拥有中原，是因为这里拥有当时最好的物质条件，还拥有最丰富的精神世界。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除了实现其政治理想以外，更主要的或在于享有更高层次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于是就形成一个强大的向心力漩涡，不断把周边各个地方与民族文化卷到一起，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巨大的时空的存在[用赵汀阳《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的向心力的一个漩涡》（）讲稿文意]。

与历史早期游牧人口大量南移不同的是，明清以至近代中原地区的农耕人口也在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向四周迁徙。这种反向移民，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内地经济过密或内卷化发展的结果，很类似于电脑的内存释放。“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基于民间层面的自发行为，并由此构建了全新的农牧关系，甚至对近古疆域与民族分布格局都产生过重大作用与影响。山海关城东门界定了关内和关外，从明清到民国期间以山东、直隶为主的关内人形成了闯关东的高湖。满清入关东北人口剧减，但是为事保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长期实行封禁政策。后来随着满清政府对边疆控制力之削弱及周边列强的领土侵蚀，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年）正式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以振兴关外的经济。学术界认为近古中国内地社会经济的“内卷化”发展、避乱趋利的生存追求、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闯关东的三大主导因素。闯关东带来了内地农业生产方式与社会文化在关东的平面移植与复制，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关东地区迅速扩散。“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随着农牧分界线的逐渐北推，当时口外之地地广人稀，希冀招募内地民人垦种，于是秦晋冀豫百姓前往谋生。大批内地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口外农业的发展，改变了单一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农牧并举、蒙汉共居的局面。商贸经济刺激了口外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狭义南洋或指今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国人赴南洋的官事、经商、打工、开发活动，历史上称为“下南洋”或走南洋。东南亚华侨在南洋开发进程中的作用与贡献更多地涉及海洋渔业及热带农业类型，我们或在中外农业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方面予以更多的论述与研究。

素材来源

樊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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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琳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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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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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