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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梳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产生背景、创建过程以及主要观点。作为一种有别于用语言系统区分族群的方法，该理论提出之初是为了应对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文化模式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建设的推进与社会转型的深入，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学说得到不断的修正与重塑，在民族教育研究、民族城市移民、民族生态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与突破。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大环境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移民（农民工）、大众媒体、商业文化环境、扶贫政策等现实因素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年以来的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了部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发生变迁。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数据，认为现阶段重新审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林耀华；经济文化类型；民族地区；精准扶贫
回顾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年之前主要受欧美学术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受苏俄民族学的影响较深。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学者切博克萨罗夫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介绍到中国。他于年与林耀华一起提出“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并在年用俄文发表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但直到年该文才被译介到中国并公开发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包括林耀华在内的一批学者对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出了修订意见，使该理论得到不断修正与发展。结合国情的变化，我国在不同时期实施了不同的扶贫开发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年“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和落地，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前所未有。易地搬迁、经济林木的推广等措施加速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发生变化，现阶段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梳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至今已有一甲子的时间，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古人按顺序把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两两配对，每六十个组合一个轮回，所以称六十甲子。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六十甲子这一值得纪念的时间，本文对该理论的提出过程及以林耀华为代表的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根据这一理论的内涵演变及特点，结合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扶贫开发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把该理论分为初创阶段、修正阶段、发展阶段，对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新时期面临的挑战展开论述。
一、理论初创：作为族群分类方法的经济文化类型
20世纪50年代至年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初创阶段。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出现之前，语言系统被视为族群分类的主要参照物。20世纪50年代，民族学家从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对族群进行分类研究，这一方法成为一种语言系统之外的新方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列文和切博克萨罗夫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将其定义为“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的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相互联系的特点的综合体”［1］。其背景主要基于三点：一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区别于以语言系统划分族群的分类方法；二是批判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化模式论，认为文化模式论最终会陷入不可知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需要提出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的分析理论；三是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不同民族在文化上表现出差异的原因。根据上述定义，经济文化类型包括三个必要分析要素：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文化的相互联系。
年，切博克萨罗夫夫妇出版了《民族·种族·文化》一书。他们在书中重新梳理和解释了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定的经济与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它在历史上形成于处在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居住在同样自然地理条件下的不同民族中。”［2］他们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涉及生计，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表现生活习惯、礼仪、艺术造型、民间信仰等精神文化层面。这一定义是建立在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之上的。他们把文化分为三个部分：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行为和活动以及人们活动的物质成果。具体民族的文化水平及特点，决定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和性质［3］。他们提出，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一切经济文化类型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以狩猎、采集或捕鱼（部分）为主，形成时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没有明显的专业分工；第二大类以手耕、锄耕农业和畜牧业为主，手耕农民出现于中石器时代末期、新石器时代初期，畜牧者可能出现于公元前—年；第三大类以在农活中使用家畜的犁耕农业为主。这三大类的劳动生产率从低到高排列［4］。
除了经济文化类型之外，前苏联民族学家在这一阶段还提出了“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指的是“一个由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长期交往和相互影响而在居民中形成类似文化生活（民族的）特点的人们居住区”［5］。“历史民族区”的特点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都有表现。
任何创新，不论是出自本民族还是出自相邻民族，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才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扎根［6］。与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有相似之处的人类学流派是年斯图尔德提出的“生态人类学”或“文化生态学”，用来分析经济、生态与文化的关系，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7］。从时间节点来看，二者有一定的学术关联。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初创阶段的成就之一是世界民族地图的绘制。年，切博克萨罗夫发表他的新成果——《经济文化类型及其绘制地图的方法问题》，提出绘制世界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图的方法。苏联民族学界根据这一成果出版了《世界民族地图集》［8］。
（二）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学说的发端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的经济模式、社会体制和学术理论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年，切博克萨罗夫在应邀来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讲学期间，和林耀华一起提出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学说。这一研究成果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前苏联，—年被译成日文连载于《东亚民族学论文集》。林耀华年访问日本时获得日文版本，于年8月在此版本上进行了修订。年，中文版《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9］。其理论贡献是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分为三类：第一类由狩猎、采集和捕鱼起主导作用；第二类以徒手锄掘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第三类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三种类型大致按照经济生产效率由低到高划分。文章描述了每种类型的分布区域。年，尹绍亭提出人类生态系统的概念，强调生态环境对经济文化类型的影响，重新思考环境与文化的关系［10］。这是对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学派的回应和反思。
二、理论修正：融合生态与生计
（一）林耀华在理论中融入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
这一阶段从年到年。为适应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基础上保持的快速增长势头，林耀华在两个方面对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作了修正。第一，对经济文化类型概念作了较大修订，新的定义为：“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有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这个定义改变了两个关键词：用“生态环境”代替“自然地理条件”，以“生计方式”替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认为“生计方式”概念更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含义包含在“生计方式”之中。第二，对原有的三分法重新归类和划分，作子类型的细分。具体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采集渔猎类型，包含两个子类型——山林狩猎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和河谷渔捞型（以赫哲族为代表）；第二类是畜牧类型，细分为四个子类型——苔原畜牧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戈壁草原游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盆地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高山草场畜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第三类是农耕类型，包含六个子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第六个子类型分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与南方亚型［11］。
林耀华在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中加入“生计方式”一词，并不是对原有概念的颠覆，而是与原有观点一脉相承。生计方式与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人类的生计活动存在于社会活动中，生活方式受制于物质及其生产方式［12］。细读《民族·种族·文化》原文，不难发现切博克萨罗夫夫妇关于生活方式与经济文化类型的表述，民族共同体的经济文化类型与生活方式密不可分。生活方式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说在一天、一年和一生经常发生的事态中，在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中，以及为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待人接物中所特有的行为规范”［13］。生活方式可以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特点。
年，林耀华提出“社会文化类型”的概念，强调社会对经济文化类型的作用［14］。社会成为经济文化类型的影响因素之一。
（二）理论解释力与生态文化区
师从林耀华的张海洋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解释力问题，认为该理论的解释能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于世界民族分类，形成一家之言而与语言谱系分类法相得益彰；二是用于解释人类文化异同的原因，更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三是用于阐述中国文化［15］。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认为跟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比，林耀华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扩大了概念的外延，缩小了内涵［16］。
年，宋蜀华在讨论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关系的时候，提出了“生态文化区”的概念。他将中国大陆划分为三个生态文化区：第一个是游牧兼渔猎文化区（北方和西北）；第二个是旱地农业文化区（黄河中下游）；第三个是水田农业文化区（长江中下游）［17］。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相比，生态文化区概念更强调不同的生态环境对文化的塑造和影响。
三、新千禧年以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进展与突破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这一阶段从年至今。中国民族学研究者结合新时期的田野实际，在林耀华的基础上，针对新出现的经济文化类型加以创新，有的学者提出与经济文化类型相关联的新研究思路。
进入新千禧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文化类型有所改变。年，哈经雄、滕星在林耀华对经济文化类型划分的基础上，结合民族教育研究的地方性特点，提出四组经济文化类型说：第一是采集渔猎组，分为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是游牧组，也有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是农业组，分为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是现代化工农牧业组，分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18］。值得注意的是，年，滕星、罗银新又重新分为七种，分别是采集狩猎、渔猎、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大工业和互联网信息工业［19］，主要增加了互联网信息工业这一新出现的事物。
也有学者对单一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了研究与解释，例如安康和曲木铁西以凉山彝族地区居住的地理环境为依据，把凉山彝族地区分为三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是山上的“山地耕牧型”；二是山下的“丘陵稻作型”；三是城镇的“城镇经济文化类型”。他们提出根据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采取相应的民族教育措施的观点［20］。
（二）对民族城市移民问题的贡献
张继焦在研究少数民族城市移民问题时，提出现代版或市场型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民族城市移民经济文化类型主要有四类：第一类，以青岛市朝鲜族移民为代表的“依附-移植式”型；第二类，以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为代表的“创新-移植式”型；第三类，以昆明市会泽回族移民为代表的“半自创半融入型”；第四类，以深圳市和昆明市一些少数民族移民为代表的“融入型”［21］。这一现代版、市场型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基于全球化和流动性增加的社会背景，着重考虑了移民因素。
（三）在民族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研究中的尝试
尹绍亭根据中国大陆民族生态研究的多样性，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视为民族生态领域研究类别之一，其他五个类别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民族植物学、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民族生态学［22］。王玉龙分析了新时期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四大因素——自然资源、生产方式、地理位置和政治制度［23］。
有学者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新概念。王建新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基础上对“宗教文化类型”作了定义：“指具有某种相同宗教信仰的‘民族’群体的社会文化，在与其宗教信仰不断交融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突出特征的文化复合体。这种文化复合体的特征，可以用比较和类型化手法，合理表述出来。”［24］孙杰远、吉萍将经济文化生态定义为“一个国家、地区、民族发展的基础，具有区域性、民族性、历史性等特征。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态特征表现为：人口稀少、疆域广阔；民族种类多，数量大；语言丰富；农、牧、矿、能等资源丰富、稀有；旅游资源丰富等。”［25］
总之，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哈经雄、滕星、王建新、张继焦、尹绍亭、王玉龙、安康、曲木铁西等学者面对新形势，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出现了转型与拓宽发展。哈经雄、滕星继承原有理论的分析方法，对新出现的互联网信息工业作了归类与解释；安康、曲木铁西对彝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作了新的分类与阐释；张继焦则提出了现代版、市场型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移民因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王建新等学者提出了与经济文化类型相关联的“宗教文化类型”概念。
四、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因素与现实际遇
回顾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发展的脉络不难发现，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大环境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中国走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发展道路，后40年逐步以市场经济为主。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前30年不断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以三线建设的典型城市——四川攀枝花市的发展为例，分析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历史因素与当前际遇，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演进历程。
（一）产业结构调整：因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城市
以三线企业为标志的工业化是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60年代，中苏边境对峙，中印边界冲突，美国轰炸北越并对我国南方地区产生威胁。我国年开始三线建设，耗时17年，将国防工业的重心放在西部［26］。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将攀枝花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云南三线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支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27］。年，攀枝花特区成立。年，少数民族聚居的米易、盐边两县从原西昌专区划归渡口市（攀枝花市的前身）。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使得攀枝花市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企业到特大型钢铁集团，改变了攀枝花市原有的产业结构，也改变了当地的经济文化类型。
（二）经济体制改革：面向市场的水果产业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循序渐进的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统购统销的商业模式成就了当时特有的经济状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开始探索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年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21世纪，我国已迈入市场经济国家之列，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
攀枝花水果产业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之前，攀枝花的农村地区只有少量芒果树存在。访谈中，村民的感受是“那个年代芒果运不出去，没有人买”。“运不出去”反映的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薄弱，“没有人买”体现市场经济程度不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商品和人口的流动性增加。年，攀枝花市先后从海南引进凯特、肯特等8个芒果新品种试种。年，在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推广适合当地的晚熟品种，从此攀枝花芒果产业步入快车道。年3月，“攀枝花芒果”进入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名录，攀枝花市27个乡（镇）（攀枝花市总共44个乡镇）进入保护范围，其中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盐边县、米易县、仁和区分别有7个、8个、10个乡（镇）①。“芒果之乡”成为攀枝花市的一张新名片。农业部地理标志产品意味着芒果剪枝、施肥、无公害处理等符合行业标准。
①“攀枝花芒果”地理标志中，包括盐边县16个乡镇中的7个，米易县12个乡镇中的8个，仁和区14个乡镇中的10个。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号（年）。
随着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兴起，攀枝花芒果销售渠道增加，水果产业链不断延伸，出现以芒果种植为生的职业农民。职业农民以承包其他农户的果园种植为生，按照比例分成（大多是承包户分七成）。由于芒果规模化种植和晚熟的特点，攀枝花电商有自身的优势，政府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建立电子商务园区。和芒果类似，攀枝花的枇杷、荔枝、释迦果等其他水果也受市场导向的影响。攀枝花农民自给自足的传统种植业一去不复返，大部分农村地区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水果产业。
（三）扶贫政策推动部分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重塑
不论是精准扶贫抑或是其他扶贫，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持续扶持和投入。“三区三州”等偏远民族地区是扶贫开发的硬骨头。“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成为更重要的国家行为，中央政府把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这一时期的战略目标。它涉及贫困人口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要让贫困户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脱贫攻坚与以往扶贫开发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贫困的定位方面：这次是消灭贫困，以往是减少或降低贫困。年至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