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玉光

关公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偶像。从文化角度来评价三国人物,其影响之深远,地位之崇高,莫过于关公。官方的封赐登峰造极,民间的香火千年不断,文学界变化形式树碑立传,宗教界你争我夺护法保位,国内外学者近10年来发表的有关论文有余篇。

(一)关公文化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形成的过程。

从关公临沮陨命,到玉泉山显圣,再到今天万众敬仰登神入圣,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积累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具有首倡之功。“先是,陈光大中,智顗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虩。前劈巨岭,下堙澄潭,良材丛木,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荆门记》中也说，湖北当阳玉泉山景德禅寺的关公庙兴于梁陈间,始于智顗大师开山之时。这二段记载确立了宗教在关公崇拜中的首倡地位。关公生前,曹操曾表封其为汉寿亭侯,死后刘禅追谥为壮缪侯,这些只是对他战功和地位的肯定,并非崇拜性质。历朝历代封侯者甚众，并不具备崇拜意义,但建庙奉祀却是大家公认的崇拜活动。另外,从时间上看,陈梁间是文学记载崇拜最早的时间;其三,这种崇拜与佛教天台总大师智顗有直接关系。这三个要件表明佛教在关公崇拜中有首倡之功。

的确,董侹的记叙是颇有深意的: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畏英贤,歿为神灵,所寄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裴均曰:政成事举,典从礼顺,以为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佑我蒸庶…初营建之日,白龟出其新桥,若有新感,寺僧成见。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关公崇拜的几个内在动因。首先,关公是被宗教作为一种借力来使用的。作为佛教天台宗四世祖,智顗为了神化自己,制造了夜深人杳之时,荒无人迹之处关公显圣的神秘事件。关公早已为人敬仰,却皈依佛门,向智顗施舍土地,并神话般地为他建造起规模可观的寺庙,那么,佛教自然是法力无边的了,关公尚且皈依,更何况平民百姓,这对于弘扬佛法,广收弟子具有极大的感召作用。

关公在显圣之前,只是呼风唤雨,威力无比,使人不敢靠近。然而一旦见到胆略异常的智顗,舍出了自己的地盘帮助法师建起了布法之庙。剥离故事的神秘外衣,弘扬佛法的意图昭然若揭。关公生前并无信佛之事,死后何以要皈依佛法?只不过佛教借关公为其弘法罢了。其次,关公被人崇拜的原因,一是生前的义勇,二是死后的神奇,义勇让曹操折服,孔明称颂,儒将的典型已包含其中。皈依佛教,为佛教大师修庙,更是身后的明智之举,它可以光大佛门。第三,崇拜关公的首要目的,是达到现实社会的安定繁荣,即“邦之兴废”“政成事举”，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第四关公崇拜对百姓是一种福泽,即“岁之丰荒”,“佑我蒸庶”,让百姓得到实惠。神需要民众的推捧,民众没有实惠,自然不想付出,哪怕这种实惠是人为赋予的,并非实实在在感受的。第五,同乡情怀在这里起了牵引线的作用。裴均修庙,对关公崇拜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裴均便是裴行俭的曾孙,降州闻喜人,与关公属同乡关系,都是山西河东府。

到了唐朝武则天仪凤(—)年间,主张渐悟的神秀也到了当阳玉泉山,创建道场,关公又助其“破土建寺,令为本寺伽蓝,自此各寺流传。”神秀的传人普寂,是河东人,关公的老乡。从此以后,关公在佛教中的地位上升为伽蓝。

要与佛教争一日之短长的道教,也不肯放弃对关公这笔精神财富的争夺。尤其是北宋徽宗时,“关公斩蚩尤”的故事,把关公拉到了道教的神谱之中。这则神话说,崇宁五年夏“解州有蛟在盐池作”,诏命天师张继先治之,不旬日间治平,人见皇帝,禀明此次降服蚩尤之粜,全赖“绛衣金甲青刀美须髯”“蜀将关羽”和自鸣山神石固。史书中也有与此相一致的记载:崇宁四年()“五月壬子,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先号虚静先生。”“六月丙子,御紫宸殿,以修竣解地,百官入贺,解池为水浸八年,至是始开四千四百余畦。”

从这则神话我们以窥见内中强烈的政治功利。首先,张继先借此确立自己的教主地位。张继先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第三十代孙,他要在宋代巩固自己的教主地位,不能只依靠血统的维系,因此借助关公之威,斩杀蚩尤,立下齐天大功,被当朝皇帝封为虚静先生,张继先的教主地位也就没有威胁了。第二,道教与政权连结,互相倚重,是道教一贯的行动指南。当初李渊李世民即攀附老子提升自己的族姓地位,开辟政教合一的道路。宋代全真教也是如此,他们绝不甘心只在深山老林的宫观中传教受奉,而是积极参与政治。第三,关公是一代名将,又为佛教护法伽蓝,现在却做了张继先可以驱遗的人物,那么张天师的法力自然比关公更高过百倍了。关公本为北极紫微大帝的主将,“雷部斩邪使,兴风拨云上将,护国大将,护国都统国军,平章政事,崇宁真君关元帅”,张天师在东岳庙行香时见他英武异常,遣其降盐池之妖。后因在徽宗面前显出真形,迟迟不肯退去,宋徽宗才投崇宁钱封其为崇宁真君,被张天师“罚下丰都五百年”。相比之下,张天师自然比关公的地位高。第四,东岳庙在今山西蒲县柏山之上,是晋南一带著名的东岳庙。张天师都到东岳庙行香,并派遣关公驱邪,表现出佛道争夺关公的明显痕迹。这种争夺进一步提高了关公的地位。第五,关公崇拜对国家和百姓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众所周知,盐铁在封建时代是国家最重要的赋税来源。“猗氏之盐,晋宝之大也,人之赖之与盐同。”“至大历未,六百余成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关公降服蚩尤,对国家和百姓创造的财富,的确非千万人所敌。

(二)宗教界把关公立为神,国家对关公一封再封,其实捧神的活动主要是由百姓进行的。官府建庙,民间也自发立祠,关公的塑像、画像,在普通百姓家中随处可见。

盛唐时郎士元《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诗,已足证民间早有关公祠的祭祀。宋人郑咸云:“侯(关羽)本解人,庙于郡城之西。庙久不治,里中父老相与经营,加完新焉。”可见,解州关庙的奉祀修缮都是当地百姓操办的。金人田特秀也说:“解实帝之故里,庙在郡城西。春秋祈祀,送迎奔走,四远之人,惟恐其后。”这同样强调了民间崇拜关公的力量。元朝,且不说有不少的关公戏,关庙也渐成林立之势,民间崇拜关公已经如火如荼。“其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者。”明清时,关公的民间崇拜更登峰造极,仅京城中的关庙就有近一百所,清代各地关庙及奉祀关公的庙宇与明朝相佑佛。

除了在庙中奉祀之外,人们还把关公请到家中,或以为财神,或心为庇护神,或以为武功神。山西晋中一带常家大院、王家大院里面,就经常看到关财神,而阳城陈敬廷皇城相府中,则文武并用,既把关公当财神,又把关公当武神,分别供奉于不同的地点。

另外,据俄国汉学家李福清介绍,日本、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都建有关帝庙,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与关公有关的文化产品早已传到了五洲四海。

民间崇拜关公,首先是出于对关公的敬仰和怀念。其次是希望关老爷能保护家人平安,帮助发家致富。第三,大官僚家中出于护院的功能,立关公为家丁崇拜的偶像。第四,受宗教、官方影响而随众者亦不在少数。国人对神一向不十分认真,无论是神是佛，还是仙或鬼,往往抱着“不可信其有,亦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虽笃信不疑者不少,但半信半疑者仍占大多数。

(三)官方特别是国家崇拜关公始于唐朝,隆于宋朝,明清强化,并加进了新的内容。唐时,关公已开始配享武庙。据董侹的《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所载,玉泉关庙具有官修性质。

北宋徽宗元年()封关公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又进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增“义勇”。南宋建炎三年()又增“壮缪”,淳熙十四年()改封英济王。

元朝文宗天历元年()封关公为显灵武安济王。

明朝太祖洪武二十七年(),在金陵鸡笼山为关公建庙,永乐皇帝迁都后,又于北京建庙条祀,成化年间,太常寺把地安门西的关帝庙作为官祭场所,万历十八年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首次把关公提升到帝的地位,万历二十三年()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清朝统治者未入关时就在盛京立关庙,表彰他的“义高千古”,入关后顺治九年()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增加“灵佑”，又将地安门关公大门和正殿的琉璃瓦改为纯黄,使它与孔庙一致,嘉庆十九年()又增“神勇”,咸丰间又先后增加“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到了光绪年间,清朝政府累封关公已达20余字,即“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创历代朝廷赐封之最。

唐以来的历代朝廷之所以代代追封关公,不断提升关公的地位,是有其内在动因的。首先,树立精神榜样和人格表率,把关公的忠于蜀汉,向忠于现有政权转化,鼓励诱使文武官吏和平民百姓为自己的政权怀义、献勇、尽忠,以求帝业的成功和社会的安全。第二,迎合民间和宗教界崇拜关公的要求,表明官方的政治态度,答谢神灵的支持,收买百姓和宗教界的拥护。第三,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如宋徽宗是为了解州盐池的经济利益,清王朝在关外时已与蒙古族约为兄弟,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必须采取团结,利用蒙古族的战略方针。第四,为了精神安慰,例如清代后期屡次增封关公,显然是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下,无计可施,只好向崇信的神娄祈求保佑,多封几个字给关公,也不过举手之劳,如若真的能建下回天之功,岂不侥幸万分。

(四)很多帮会组织也奉关公为主神。这些组织,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秘密的,有的属军界,有的是准军事性质,有的是商界,有的是武林,有的是秘密团伙,有的是地下组织,也有同乡会各会馆,情况异常复杂。

它们之所以奉关公为主神,其内在动因主要是:第一，“义”字当先,“忠”为核心,把维护帮会的团结及核心人物的权威放在至高地位,借关公的人格力量达到政治目的。因为他们往往没有崇高的社会理想,或不便公开倡明自己的政治纲领,不可能用政治思想的一致性来统一全体成员的意志。第二,崇尚武功,讲求勇敢和气节。关公超群绝伦的武功是他们追求的境界,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是他们崇拜的偶像,刮骨疗毒的硬汉作风是他们仿效的典范。凭本事论英雄,靠实力排座次,是他们信奉的基本原则。第三,讲诚信,重然诺,一言九鼎,把诚信作为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反对进谗言,使绊子,背后捅刀子。第四,不以出身论贵贱,都能成为核心成员,这也是帮会组织崇拜关公的要素之一。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关公崇拜的形成的确有其深刻的内在动因。其中主要的是如下几点:第一,关公身上有许多适合于不同层次、不同身分的社会成员需要的文化物质。它对于政权建设、道德修养、宗教传播、帮会活动具有重要作用,成了处理君臣关系、民族关系,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此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第二，社会认识水平，为关公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们对封建政权的认同,对宗教的信仰，对神鬼的笃信,对“义”的热衷,共同促成了关公文化的繁荣。第三,官方、宗教、民间三方面对关公的崇拜,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文化场,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借重,组成了一种强大的文化合力,共同造就了关公文化发展。

(五)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

关公文化兴盛于旧时代,也存在于新时代。我们只有对关公文化作出准确的历史评价,才能因势利导,使之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在政治和宗教层面上,关公崇拜曾经为国家统一、民族的团结、民心的凝聚、宗教的传播、政治与宗教的联合,国家、宗教与百姓的制衡,产生过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这种崇拜是一种政治策略,它利用民众的善良来实现政治阶级的愿望;这种崇拜是一种宗教智慧,利用关公的威信扩大宗教的势力。

在伦理和道德层面上,关公的人格精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必然超越时代的限制,永远活跃在人类文明的天地里。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引导,努力倡行。因为关公的“忠”、“义”、“诚”、“信”,有的源于正史,有的源于小说,有的出自传统,人们对它的阐释也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要从大文化的高度认识问题,要从现实的需要出发,赋于关公文化道德新的理解和内涵,而不拘泥于汉末三国的正统之争,使政府、团体、企业和个人,都形成诚信为本的文化认同,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结为兄弟。

在社会和民俗层面上,我们更应区别对待,因势引导。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民俗活动中，关公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帮会和秘密组织中,关公甚至占据着主导地位。对民俗活动中的关公崇拜应积极引导,甚至加以利用,使之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如发展关公旅游文化,开发关公文化产品。但也要慎重对待其中的迷信活动,如扶乩等。对帮会和秘密组织更应提高警戒,严防他们利用关公崇拜,发展对社会有破坏作用的秘密组织,实施危害社会和人们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