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针对流行的关于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关系的三个误解,从基督宗教与古代文明的关系、与中古文明的关系和文艺复兴的倾向三个方面作出了澄清;随后说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基础,来自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的精神一致;最后聚焦于人的意志自由、人格尊严以及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的辨证张力等微妙的深度问题,论证了文艺复兴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的正面关系。

在中国的西方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从罗马帝国灭亡到英国革命以前的时代被称为“中古时代”或“中世纪”，而中古时代以前的时代则被称为“上古时代”或“古代”。在中国的很多学者和一般读者中，对与之有关的重大问题，普遍存在三个相互关联的误解：

一是认为，代表人文精神的西方古代文明即希腊罗马文明，遭到了代表宗教精神的基督教的毁灭或压制；

二是认为，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因此也就是文明湮灭或曰“野蛮”、“落后”的“黑暗时代”；

三是认为，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运动，因此也就是要返回古代文明并反对基督教的一种思想运动。

这些看法并非毫无事实基础，但是却以一些较为枝节的事实遮蔽了最为根本的事实，因此歪曲了事情的全貌，误解了问题的性质。因为，

第一，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包含着某些人文精神，但也包含着明显的宗教精神，而这两种精神是相互关联的。

这不但表现于尽管具有人文特色、但仍然是宗教的希腊罗马宗教之中，而且表现于一般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有的关于人事受制于神意的宗教观念之中；不但表现在那些有代表性的诗歌戏剧和艺术作品之中，而且表现在那些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之中。

更重要的是，就西方古代而言，摧毁罗马帝国所代表的古典文明的，乃是日耳曼“蛮族”所代表的“野蛮”；而基督教本身既非文明，亦非野蛮，既非被毁灭者，亦非毁灭者。因为，文明是相对于农耕和定居之前的生活方式而言，是包括农业技术、城邦管理、文字使用等等成分在内的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导致罗马帝国及其文明灭亡的，除了蛮族入侵这一外部原因，当然还有内部原因，那就是包括道德滑坡、穷兵黩武以及阶级和民族压迫在内的（汤因比所说的）“腐化”，也可以说是这个文明内部的反人文主义。至于作为一部分人的精神性信仰而且对罗马人来说是外来信仰的基督教，尽管影响日益上升，却并不是这一文明的精神源泉或精神支柱。

作为一种全新的精神力量，基督教在这个正在没落的文明的躯体内挣扎生长，没有随着这个文明的灭亡而灭亡，反而同化了摧毁这个文明的各个野蛮民族，使它们能够在古代文明的废墟上建设起一种新的文明，即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明，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古代文明更富于人文精神的文明!

第二，因此，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同很多人的误解正好相反，乃是一个在老朽的文明被年轻的野蛮摧毁后的废墟上，使野蛮变成文明并建设新文明的生气勃勃的时代。

当然，使那些为了抢掠而冲出森林、嗜杀狂饮且目不识丁的蛮族武士，变成尊卑有序并安居宫廷、彬彬有礼且爱好文艺的贵族，这个过程用了大约五百年（从西罗马帝国衰落到加洛林文艺复兴）；使这个新的文明获得和谐的秩序、创造的机制和思想的活力，从而造成它后来在各个文明之中居于先进甚至主导地位的条件，这个过程又用了大约五百年（从加洛林文艺复兴到哥伦布地理发现）。

如果说，使用本应限于前五百年的“黑暗时代”一词去描述中世纪前半段的文明废墟上的暗淡景象，甚至去指责当时一般教士（以及绝大多数人）对古代文化的无知和狭隘保守心态（这正是现在一些书常常说起的“刮掉羊皮纸上的古代文献以抄写圣经”之类现象发生的不难理解的原因），还有某些事实基础的话，"那么，把这个词的运用扩大到整个中世纪，甚至用来概括这一千多年的西方文明，或者还引用这类零星的事实而忽略整体的事实，以维持上述歪曲和误解，那就不仅表现出对中古文化的无知、视野的狭隘和心态的保守，而且会陷入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一种后来居上并遍布世界的文明，如何能够从文明湮灭或野蛮落后的状态中变戏法似地冒出来？“文明”这一概念，本来不就是“野蛮”、“黑暗”等概念的对立面吗？

第三，人文主义运动反对基督教之说，暗含着这样一种逻辑：中世纪西方文明既然以基督教为精神，则其主导倾向就是神本主义的，就是反人本主义的，就是反人文精神的（也可以在非历史阶段论的意义或道德意义上说它是“野蛮”或“落后”的），因此，文艺复兴要倡导人文精神，要返回古代文明，就必然与基督教对抗，就要反对基督教。

姑且不论人本主义不等于人文精神，因此反人本主义绝不等于反人文精神；也不论宗教精神不但不同人文精神相冲突，而且可以与之并存并成为其最终的支持；更不论道德意义上的“野蛮”和“落后”在此所指者，多半是从后来的文明习俗看来不可接受的以前的习俗或“反人道”的行为或做法，它们存在于历史上每一种文明之中，往往还得到当时人文活动的支持和辩护，只是在人道主义或人文精神得到某种程度的张扬之后，才被人们普遍谴责为野蛮或落后的。事实上，文明总是同人文分不开的（《易经》说：“文明以止，人文也”），或者说，任何文明总是具有范围不同的人文事业、人文活动和人文制度，也具有程度不同的人文精神。

就前一方面而言，中世纪的西方文明不但不例外，而且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基督教，才具有了范围很广的人文事业、活动和制度（从修道院之保留和研究古代文献，到教会学校之教授“七艺”，从众多的修士之从事科学和哲学活动，到不少教会之热中于高等教育和艺术事业）。

就后一方面而言，基督教的信仰从最深的层次上支持了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张扬，所以，作为基督教文明之子或基督教社会产物的文艺复兴，既然要倡导人文精神，就不可能与基督教产生真正的对抗。文艺复兴的许多活动是同古代文明的材料有关,但它的精神并非复古或要返回古代（如孔子和老子）"，而是前瞻的甚至常常是乌托邦式的（如康帕内拉和莫尔），它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用古代文明来反对基督教（如几百年后的尼采），而恰恰是用基督教的精神，来反对人文主义者所知的文明中一切有违人文精神，也是有违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精神的东西（如从但丁到伊拉斯谟的无数天才）。

当然，每一个人的视野都是有限的。人文主义者们虽然眼光犀利，其批判的矛头所向，还是主要局限于他们周围，也就是所谓“基督教社会”或“中世纪文明”中的这类东西，其中首先是教会的腐败、僵化和种种弊端。因为他们作为人文主义者看到了教会弊端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作为基督徒更看到了那些弊端与基督教精神的冲突，而他们用以反对那些弊端的人文精神，则是以基督精神作为基础的。只有基督宗教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根本一致性，才能解释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这一基本现象。

关于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我们在前页注’中的总结，应该同一般人的理解相去不远。至于基督宗教的基本精神，我们当然首先应该从《圣经》去看。“（圣经的）的核心信息是，天地之主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活动，要使人性摆脱一切危害人生的东西，最终完全实现他要给自己的子女即人类的一切力量与欢乐。）这不但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而且同至今普遍理解的人文精神都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所谓广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基督宗教中更多了一种超越的基础，一种神圣的根据。

例如，《创世记》的故事赋予人以超出其他一切造物的地位，特别是赋予人以某种创造性和能动性，《出埃及记》表明上帝会拯救忠诚和公正的人群，而《诗篇》作者们则为上帝创造的美善和做人的奇妙而赞美而感谢。“圣经的特征在于宣称，上帝在人类的人格和环境之中并通过人类的人格和环境，表达了他对人性的仁爱的目的。关于人世充满罪恶的状况，圣经绝对是现实主义的，而对于上帝宽恕和治愈之爱的力量，圣经同时又是满怀信心的。”因为按圣经的描述，人既是出自尘土，又赋有上帝的形像。

其实，这正是由莎士比亚的下述著名片断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看法：

“人，是何等样的一件杰作！在理性方面，是多么高贵！在能力方面，是多么无限！在形态和行动方面，是何等动人而值得欣羡！而在行为方面，又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方面，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可是对我来说，这尘土的精萃又是什么？

“新约圣经”以耶稣的复活，昭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通过上帝的圣灵在所有相信这福音的人的生命中的工作，这个新时代的种种美善———生命、完善、自由与和平———就能够在此世实现。”

这恰恰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生和完人的追求，到宗教改革对人的思想解放，再到启蒙运动对人类“永久和平”(的憧憬等等人文主义理想，在西方思想中最深厚的根基。

在新约圣经结尾处，圣城即新耶路撒冷并非远在天庭，而是“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上帝自己也要来到人间，“与人同住”。所以，从“旧约”开篇的《创世记》，到“新约”末篇的《启示录》，整部圣经自始至终都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