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化产业发展进入新常态。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显示出如下特点，成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最显著代表。

首先看发展速度。

“十二五”以来，我国文化产业10多年来发展的“热运行”态势持续趋缓，日益回归“常态化”的发展速度：年增长21.96%，年增长16.5%，年增长11.1%，年增长12.1%，年增长11%。从这一趋势看，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将长期停留在比国民经济GDP增长速度高3-5个百分点的水平上，这是符合国际文化产业发展常规的速度。

现在看来，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长期地大幅超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增长是一种“非常态”，从我国的实际发展状况看，这种增长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与改革配套出台的鼓励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府提供的“外生动力”。随着改革告一段落，政策效应必将递减，产业发展动力必将从政府转向市场，发展速度必将下降，这种下降就是回归常态。

第二看发展动向。

“十二五”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正在越来越融入实体经济，显示出与发达国家相似的“常态化”景象。

当代文化产业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越来越从传统形态的文化产业发展为新兴文化产业。其突出特征是，前端越来越强调内容创意，后端越来越从“产品”变为“服务”，融入一系列相关产业，使创意成为国民经济的普遍特征，以及整个产业链越来越建立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之上。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的突出特征是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于是主要的产出越来越转变为对相关产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这使得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越来越与实体经济融为一体，演变为一种以“体验经济”为名的社会经济生活景象。这种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普遍的“互渗”性是文化产业的成熟表现，也是文化产业的常态化的标志。

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成熟度低，除了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之外，生产性服务功能较差是一个突出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产业对于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支撑作用。在这里，突出的表现就是适应实体经济需求的“中间产品率”较低，产业关联度较低，带动性较差。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国家对生产性服务业鼓励政策连续出台，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十二五以来，融入实体经济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一个突出发展动向。

年3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是一个新的开端，《若干意见》对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发展、促进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行了系统部署，明确了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建筑业、信息业、旅游业、农业和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措施。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创意创业作用已经越来越显示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走上了与市场经济先行国家同样的常态化道路。

第三看政策动向。

我国文化产业正在回归文化市场，文化政策出现了三大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文化发展目标做出了战略部署，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将文化政策的“第一主题词”从“文化产业”改为了“文化市场”。因此，文化产业走进新常态，最本质的含义就是要回归文化市场。

一系列政策正是围绕这一中心出台的。“十二五”以来，我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明显地具有从“特惠性政策”转向“普惠性政策”，从“小文化”转向“大文化”，从产业支持性政策转向市场建设性政策的趋势，所有这些政策调整都为“走向新常态”提供了推动力。

年3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全面融入国民经济相关产业，这就将以往局限在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主管部门的、主要生产最终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小文化”政策，扩展为以生产性服务功能为主，通过创意设计服务延伸至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大文化”政策。

这一政策将成为推进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促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从根本上说，文化体制改革就是将我国文化发展从“非常态”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常态化”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国内外研究界已经形成的共识是，正如以行政管制为特点的计划经济一样，以意识形态管制为特点的文化体制，也是一种“战时体制”，并非和平建设时期常规性的制度安排。

文化体制改革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并已经完成了以“事转企”打造市场主体为主线的改革阶段，进入了以“建立健全文化市场体系”为主旨的新阶段。根本性的转折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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