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从酝酿提出至今，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和研究已有近四十个年头。近四十年来，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无不与其密切相关，并且在今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简言之，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由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于年提出、年完善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总体框架理论。将全国分为六大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每个大区内都有一个相对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系列，每个考古学文化系列之下又划分为若干个考古学文化类型。这些区系类型是解释各区域文明起源进程和区域历史文化发展趋势的文化基础，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化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时空框架基础。

年，苏先生在《考古学报》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将仰韶文化区分为半坡、庙底沟两个类型以及对中原地区后期仰韶文化与西部马家窑文化、江汉间屈家岭文化、鲁南苏北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关系的论述。

年，苏先生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提纲《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关于将之分为微山湖———洪泽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邻境地区，以南京为中心、包括宁镇地区、连接皖南与皖北的江淮之间以及赣东北部一角，太湖———钱塘江地区以及山东地区、岭南地区原始文化源流的分析。

年，苏先生在“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学习笔记《关于“几何形印纹陶”》提出“把它们联结成线，联结成面，联结成有机的整体，并以此做为深入研究这一整个地区古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出发点”（首次使用文化区系类型一词）以及将之分为“从鄱阳湖、赣江到北江（即包括江西和广东中部）是它的关键（枢纽、核心）地区；从太湖流域到珠江三角洲沿海一带（包括台湾省等）是它的东南翼；从洞庭湖、湘江到西江流域（主要是湖南东半部和广西东半部）一带是它的西翼；江淮间的一带（大致包括苏北、皖北、鲁西、河南中南部、鄂东部）是它的北邻”的表述。

年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从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关于江汉平原一带的原始文化跟它的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等可以划分为“以淅川下王岗和郧县青龙泉（下层）为代表的以仰韶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以巫山大溪、宜都红花套和枝江关庙山为代表的，以大溪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以黄冈螺蛳山、武昌放鹰台和京山屈家岭为代表的，以屈家岭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三片的观点。

“研究我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这一课题的提出，是苏秉琦先生几十年来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各种考古遗存后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考古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产物。”

苏秉琦先生在《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一文中说“器物形态学是比较研究时常用的一种方法。顾名思义，器物形态学是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器物就其形态进行排比，探索其变化规律的。它运用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对器物形态作比较研究。诸如居址、墓葬或其他遗迹的形制，都可以进行排比研究，从中寻找各种物质文化成分在历史进程中变化的线索。将器物形态学仅局限于整理时对器物形态的比较是一种误解，而将这种方法推广扩大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质地和不同类别的考古遗存的比较研究，势将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结论。

重建中国上古史

考古学区系文化理论的提出充分揭示了我国文明开始时期的民族系出多元，且非自古以来就是大一统的局面的道理，也揭示出我国古代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物质与精神文明是在逐渐进化，绝非古代黄金盛世的道理，因而对重建中国上古史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为解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后来苏先生连续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模式”与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机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研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步曲、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三类型说的理论基础。

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五种生产方式也是存在的，但世界各地是否都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至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不间断的连续发展，却是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是要我们在研究历史研究社会发展时，能够运用发展的观点，能够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观点、能够运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不是要求大家不分青红皂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找出直线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诸种论断，是对机械地、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和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历史观的彻底否定，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

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

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无法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而如果“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

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

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

忽略了民族学属性

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与民族学的资料相结合，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各种考古学文化类型是体现当时各个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存在，与民族的形成有关。因此，苏秉琦先生在划分六大区系时就存在着考古资料的局限性；由于受到考古资料的局限，六大区系的划分也缺乏一定的民族属性，或偏重了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民族学属性。

石兴邦先生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三个板块，认为每个板块中又可“分为若干个地区性的文化传统或类型”；

佟柱臣先生年发表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综合研究之一》、年发表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以及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要论》第二部分第八篇、第九篇、第十一篇等，都涉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问题，他认为阴山、秦岭、南岭三条自西向东分布的山脉，就是各自南北两侧不同文化的接触地带，他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马家窑文化系统、半坡文化系统、庙底沟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系统、河姆渡文化系统、马家浜文化系统、屈家岭文化系统7个不同的区系，认为这7个文化系统分布地域和所处环境有别、各有自己的内涵和个性、各有自己地层学上的序列和类型学上的演变关系，“是我国若干部族文化连续发展的结果”；

张光直先生年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将中国公元前—年期间的史前文化分为9个区系类型，即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辽东半岛的大珠山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鄱阳湖地区的山背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粤闽赣地区的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

严文明先生年发表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每区下面又可分为若干小区共12个文化区系类型，即以黄河、长江为腹地的甘青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及较为边远地区的闽台区、粤桂区、云贵区、东北区、蒙新区和青藏区，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像重瓣花似的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体系等。

参考文献：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苏秉琦,殷玮璋.文物.(05)

简论考古学的“区系类型”与“文化系统”[J].张敏.南方文物.(02)

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提纲)[J].李伯谦.南方文物.(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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